书写襄阳历史,开创襄阳未来——《襄樊市志(1979—2005)》评述

信息来源:   发布时间:2016年07月22日  浏览次数:

   

                               毛运海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湖北襄阳 441050) 

摘要:方志属于历史学范畴。然而,“志”体和“史”体的本质区别则在于“史远而志近”“史专而志广”“史简而志繁”“史主论述、志著广征”。《襄樊市志(1979-2005)》是襄阳有史以来编纂出版的一部最完备的志书,是襄阳数千年文化长河中的一个缩影。该志重点记述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2005年间政区内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客观真实地反映辖区内各项事业的发展历程。全志统贯古今,详今略古,用唯物史观集中记述了近现代襄阳境内发生的深刻的社会变革、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变化,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是一项巨大的社会、文化系统工程。“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只有认识襄阳,才能热爱、珍惜襄阳,振兴襄阳。该志是襄阳各级领导干部施政决策的可靠依据和借鉴;更是全体襄阳人民共同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和汉江流域中心城市的重要历史财富。
关键词:襄阳;襄樊;市志;成就;意义

    一、《襄樊市志(1979—2005)》整体面貌
    襄阳市人民政府、襄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组织编纂的《襄樊市志(1979—2005)》已由方志出版社出版发行。此部志书以襄樊19 724.41平方公里的辖区范围和577.23万的人口数量为基础,从自然、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多重角度,辑农、工、商、贸、金、文、教、卫、科、军、政、法、民、宗教和人物等为36卷专志,具志首彩图、序言、前言、凡例、大事记、概述、附录、索引和编后记等为一体,以述、记、志、传、图、表、考、录等编纂方法,集中展示襄阳(时称襄樊)在改革开放26年间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旨在呈现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全国魅力城市、全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园林城市、全国卫生城市和“三国文化之乡”的襄樊全貌。该志为襄阳有史以来涵盖行业最广、门类最齐全、编纂体例最完备的一套志书,全志共计550余万字。堪称襄阳地方性百科全书和襄阳地情资料库。
    该志是建国以来襄阳市的第二部方志,是1994年12月版《襄樊市志》的续编。重点记述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2005年间政区内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客观真实地反映辖区内各项事业的发展历程。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为指导,遵循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原则,以可靠的资料为当世和后代留下一部地方信史。该志具有鲜明的襄阳地方文化特色和时代气息。在记事时限上与1994年版《襄樊市志》(时限下限为1986年)有重复交叉,其主要原因在于1979-2005年作为一个社会发展阶段是客观存在的,具有不可分割的性质。从叙事存史的全过程及读者阅读的便捷考虑,本志将时限上限定在改革开放发端的1979年。但在某些事件的记述中,为了反映事物发展变化的完整性,上限有所突破。下限定在2005年。
    全志立卷统一坚持“类为一志”的原则,事类划分一般不受行政隶属关系的限制。卷首设无题概述,卷下一般按“一、(一)、1.(1)”分为四个层次。全志采用规范语文体、记述体,除某些专用名称或特殊用字外,一律使用规范的简化汉字。重要图片(彩色)集中置于志首,一般图、表,随文附于文中适当位置。【1】编纂过程中所采用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全市各地各单位及档案馆、方志办、统计局、旧志、年鉴、专著、报刊等,有些资料来源于口碑。

    二、《襄樊市志(1979—2005)》编纂修历程
    时代在前进。当今社会各项事业发展迅速,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行业门类也更加纷繁复杂。并且,交叉学科和领域日渐居多。这就决定了当代志书包罗万象、头绪繁杂的基本属性。一部完整的地方志书不能有大的门类缺项和长的时限空缺;具体到每一项事业本身而言,其始末也必须完整,从发生到现状、从过去到现在,有过程、有规律。而作为一部地方性文化类著述,又必须体现出它的思想先进性和文化前瞻性,能够代表一个地方当代先进的文化脉络和主流方向。同时,编写过程必须尊崇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编者需运用科学严谨的治史态度秉笔直书,尊重历史、尊重科学,充分反映出一个地方人民群众的智慧、意志和创造精神,并且为一个地方人民大众所接受,进而为一个地方的社会文明进步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撑作用。当代地方志书从结构、体裁、章法和内容上看,时间跨度长,覆盖面广,篇幅巨大,体例多样,涉及众多门类和专业,称得上卷帙浩繁、鸿篇巨制。
    襄阳市于2006年2月启动第二轮市志编修工作。近10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认真落实“党委领导、政府主持”的修志工作体制,贯彻修志方针,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工作专班,确定修志人员,解决工作经费,创造良好工作条件,有力地保证了志书编纂修改工作顺利开展。市史志办认真坚持编修精品良志的指导思想,牢固树立精品意识,按照突出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的要求,精心设计篇目,优化体例结构,认真组织编写工作。至2012年3月,志稿经过本市专家三审和三次修改,并报经市有关领导审阅后,完成定稿。其间,许多卷次如人口、文化、人物、经贸等等,往往需要数易其稿,反复核校,甚至推到重写。2012年6月,在省地方志办召开的地(市、州)志终审会议上,志稿获得通过。同时,与会领导和专家提出了进一步修改意见。终审会议后,市史志办根据省评审专家所提出的意见,再召集本市地方志专家汇总修改意见,进行讨论,广泛征求和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并根据所提意见进行近一年时间的全面修改、补充和完善。至2013年5月,再次报送省地方志办审阅,并根据省地方志办公室新的修改意见进行修改和调整。2013年9月,志稿送方志出版社审稿。2014年2月,方志出版社经过初审、复审和终审,给出“同意出版”的明确意见,并同时提出修改意见。此后,市史志办再请相关专家用大半年时间,严格按照方志出版社提出的修改意见,进一步修改、充实、完善和提高。主编者在史志办领导的统一安排部署下经过反复修订,终于达到出版发行要求。至2015年2月,志书付印问世。

    三、《襄樊市志(1979-2005)》若干重大事项的处理
    2012年6月省终审会后,编纂人员在认真整理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对志稿又进行了一次全面的修订,使志书在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上实现了完美的统一。这个统一既是适应现代化建设多方面的需要,也是新志书的成书标准。思想性是新志书的政治特点和政治标准,是志书的灵魂;科学性是新方法,在内容(资料)上能够实事求是地反映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征,反映客观事物的实在性;资料性是地方志的根本属性,地方志容量很大,能包含的内容又多以第一手的原始资料见长,这些资料不仅能全面反映一个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与自然状况及其发展规律,而且为各门学科的研究与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一)志书政治性和社会服务性问题
    编者在总纂过程中,重点从志书的政治性、史料性、文化性和社会服务性出发,本着“存史为主,以史为鉴”的基本指导思想,对整个志书的政治导向、存史价值,以及思想文化的先进性等诸多方面加以整体把握,据实修改。特别是对一些尚存争议的问题,一些有损于志书整体面貌和主体精神的资料,从全局出发,加以辨别和删减。全志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记述史料从襄樊所发生的大事、要事入手,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有力地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坚定不渝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此外,对志书中存在的编修者个人的评述、观点,以及不适用于志书体例的语法,加以适当调整。对所有发现的政治观点不明确,事件真实性欠缺,社会影响负面的问题,及时与省、市有关部门和领导沟通、协调,从而加以妥善解决。

    (二)严格执行省、市有关文件组织编写
    省、市下发的各种关于本届志书编修文件属于纲领性文件,本次编纂工作完全以此为准绳。特别是进入总纂阶段,总纂人员在认真研究文件内涵、吃透文件精神的基础上开展工作。具体对各类事件、图表、数据,严格按有关文件要求加以整理和记述;对文体、文风、文字的把握,则统一到志书体例和国家文字改革的规范范畴,从而达到遵从志体、述而不作、文约事丰、通俗流畅的志书编纂总要求。同时,在总纂过程中,遵从卷次容量大小不一的客观事实,在全面总控的原则上,对部分卷次篇幅加以调整;不以篇幅大小论事,而以实际容量为准。本着“大致统一、卷次有别、突出史实、淡化评述”的原则,根据篇目的实际需要,强化记述的深度、广度和厚度,灵活调控篇幅。

    (三)卷次结构和体例问题
    全志36卷专志形成后,总纂阶段切实把握好志书的著述性和资料性的关系,力求在结构上集中体现资料性著述特征。同时,对已经形成的36卷专志及各卷归类,应沿着“充分肯定、大部分保留、小范围调整”的思路,逐卷进行筛查和修改,力求达到“结构完整、布局合理、前后呼应、自成一体”的卷次结构要求。进入总纂阶段,对志书的体例把握是重中之重,切实加强对三审稿体例的科学规范工作。在志书断限上严格按照省、市相关文件规定加以界定,不以个别卷次“特殊需要”为理由改变断限统一要求。在门类和层次的使用上,充分体现志书的科学性和整体性;在同一类层次的内涵和外延上不应重叠交叉;对于志文和图表的处理,以志文为主,图表为辅,达到图文并茂、文表相辅的志书效果;对于述的应用,力求从宏观上把握,对各卷次中存在的概述概而不全、简单重复、头重脚轻、不能统领全卷等问题,切实加以调整,需要重写的必须重写。此外,总纂对整个志书的辅助性文字(如署名、前言、凡例、后记、索引)等重要材料,进行认真审核,统筹安排。

    (四)志书总容量(篇幅)及应达到的目标
    经过总纂后的《襄樊市志(1979-2005)》控制在550万字左右,充分反映襄樊在这一改革开放时期所取得的主要成就。体现出襄樊在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在社会重要转型期的丰硕成果;体现出襄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巨大变化。实现志书的政治性和史料性并举,文化性和服务性共存的编纂目标,充分体现本届志书编写“记述历史、服务社会”的根本宗旨,并使之真正成为一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优秀志书。

    四、《襄樊市志(1979-2005)》取得的成就和值得推广的经验
   (一)成就
    通览全志,在以下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第一,对重大活动、重要事件和重要会议的记述,采取严格审定、严格把关的原则,审慎入志。该志书能够牢牢把握好政治观点,秉持地方志是代表政府编修的“官书”这一原则,在记述重大政治问题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从整体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襄樊一地的历史与现状。尤其是襄樊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地各部门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事业等方面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讴歌了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日新月异的巨变。
    第二,篇目结构上继承传统方志“横排门类、类为一志”的基本特征,保持了“志体横看”的体例。在体裁上,述、记、志、传、图、表、录合理应用,形成了有别于其他著述的重要标志。篇目设计严格遵循按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相结合的办法。在谋篇布局上,做到门类合理、归属得当、层次分明、排列有序、特色突出。同时,注重篇目结构创新。作为地级市志,在突出地方特色和时代特征方面,修志专班的同志们作了大量的探索,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
    第三,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记述得体、行文规范。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指出,编纂地方志做到了存真求实,确保质量,全面、客观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从而使志书基本上做到贯古通今、全面系统、丰赡博实。该志把握住了区域内发生的大事、要事、新事,展示了襄阳历史发展的大致脉络,体现了年久时深、网罗宏富、博大精深的特点。同时,志书能够紧密联系襄樊经济、政治和社会变革,反映出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作用与影响。记述内容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
    第四,图、照数量增多,印刷精美,增强了志书的可读性和审美情趣。县(市)区志书都十分注重形象“包装”,摆脱了以往志书纯文字记述的单调形式,做到图文并茂,装帧精美,展示出志书的时代感和对作品美学上的不懈追求。在印刷装帧和护封装帧方面更是美不胜收。
    (二)取得成绩的原因
    这些成绩的取得无疑是市委、市政府、市史志办和编纂委员会加强领导、通力合作、扎实工作的结果,是全体编著人员辛勤笔耕的结果。不难看出,该志的成功之处得益于全体编修人员在以下几个方面做的比较好,也比较到位。这些有益的尝试和取得的经验,值得我们在今后的修志工作中学习和推广。
    第一,切实加强领导。特别是在志书后期纸质书稿修改时期,总编室先后在叶长卫、江万丰的直接领导下,认真梳理省、市领导和专家审稿意见,加强总纂工作力度。此前,在志稿的分编过程中,由于各分编人员对省、市有关文件的认识、理解存在差异或不到位,形成各卷次在体例、文风、标题、格式以及篇幅等重要问题处理上的不统一现象。各分卷也因资料来源、篇目归类等原因,造成重复、交叉和混用等问题。此外,因时间限制、信息交流等原因,也造成部分卷次出现空白、错漏和需要补遗的地方。同时,各分编人员在编辑过程中,从保护资料的基本思想出发,采取了谨慎删减的态度,从而形成整个篇幅过大的状况。针对这种状况,总编室首先统一认识,认真对待审稿中所提出的各种意见,并认识到许多意见和建议是富有建设性的,值得认真甄别、归纳和采用。因此,后期工作重点是严格按照省、市有关文件精神,把整个志书的修订和编纂统一到全国二届修志的总体要求上来。从而对整个志书的篇幅、卷次、体例、图文,以及辅助性资料等进行统揽,并按照省、市相关文件要求对总纂的各个环节进行规范性处理,进而完成全部志书的总纂工作。
    第二,对志书存在问题的妥善处理。编者从志书的政治性、史料性、文化性和社会服务性出发,本着“存史为主、以史为鉴”的基本指导思想,在总纂过程中,对整个志书的政治导向、存史价值、思想文化,以及襄阳本地特色等诸多方面加以整体把握,据实修改。特别是对一些尚存争议的问题,一些有损于志书整体面貌和主体精神的资料,从全局出发,加以辨别和删减。
    第三,较好的执行了省、市有关文件规定。编纂人员在认真研究文件内涵、吃透文件精神的基础上开展工作。对各类图表、数据、事件按有关文件要求加以整理和记述;对文体、文风、文字的把握,统一到志书体例和国家文字改革的规范范畴,从而达到遵从志体、述而不作、文约事丰、通俗流畅的志书编纂总要求。同时,对部分卷次的篇幅处理得当。《襄樊市志(1979-2005)》在全面总控的原则上,对部分卷次篇幅进行了合理调整;不以篇幅大小论事,而以实际容量为准。本着“大致统一、卷次有别、突出史实、淡化评述”的原则,根据篇目的实际需要,强化了记述的深度、广度和厚度,从而达到灵活调控篇幅的目的。
    第四,把握住了志书体例统一的问题。在门类和层次的使用上,充分体现了志书的科学性和整体性;在同一类层次的内涵和外延上没有重叠和交叉;对于志文和图表的处理,以志文为主,图表为辅,达到图文并茂、文表相辅的志书效果;对于述的应用,能够从宏观上把握,对各卷次中存在的概述概而不全、简单重复、头重脚轻、不能统领全卷等问题作了比较切合卷次实际的调整。
    第五,较好的实现了志书的政治性和史料性并举、文化性和服务性共存的编纂目标,尊崇志书编写“记述历史、服务社会”的根本宗旨,体现出志书文化的先进性和社会服务性。
    (三)经验
    作为政府主导的志书修编,当首先做到政治观点鲜明、资料丰富翔实,这是对志书质量的基本要求。记述真实客观、体例完备、结构合理;时代特点、地方特色突出;文字简练、流畅,内容符合国家保密规定,图表设置恰当、审校认真。能够比较真实、全面地记录当地所取得的成就,使之具有总结过去、承前启后、面向未来的史学价值。当前许多方志没有随文照片,其中配的表格也很少,版面不够活泼,离文、表、图搭配得当、形式丰富多彩的要求仍有较大差距。今后修志,当在图文并茂方面有进一步加强。此外,地级市志在体裁完备方面存在不足。篇目设计不够合理,交叉重复、涵盖不当、结构明显缺漏等问题比较严重。多数志书除了在书前配有彩页外,文中没有插图,志书看上去黑压压一大片,体裁、形式不够生动活泼,对读者的吸引力不够,导致志书庄重有余而活泼不足,给人一副老面孔,影响了志书的可读性以及社会阅读面的拓展。   
    地级市志在编纂的每一环节都应讲究质量。在修志过程中,要树立全面的质量观,建立全面的志书质量管理体系。在编纂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认真把关,严格按照志书质量标准编写;要在编审校中精雕细刻,更要注重印刷出版这一最后环节的质量管理与把关。否则就会顾此失彼,由于某个疏漏或缺失而影响整部志书的质量。要按照《地方志工作条例》的规定,建立地方志书质量管理标准体系,将质量管理贯穿到修志的全过程。
    地级市志要避免因循守旧,提倡大胆创新。篇目及体例上继承有余、创新不足是目前修志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要在篇目、体例上有所创新与突破。不要追求大而全,而要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对地情赋予新的认识。要充分体现当今社会的时代特征,以改革开放为主线,反映社会面貌的变化、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建设等;要加强科技、人文的记述;对于新时期人们的精神面貌要因地而异加以反映;要反映当今社会的热点问题。
    增进交流,加强研讨,提升修志工作者综合素质。当前,修志队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年龄结构断层,知识结构趋于老化,知识更新相对滞后,跟不上时代发展对方志事业的新要求。现在,许多编纂人员都是“半路出家”,对于方志业务知识的掌握还不到位;即使是省、市一级方志业务指导部门,在编审质量等方面也都有“充电”的必要,业务素质也有待进一步的提高。因此,修志人员必须加强学习,提升素质。要认真学习《地方志工作条例》以及党和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学习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有关理论;学习地方志编纂业务知识、各地的地情知识。从整体上提升修志工作者的政治及业务素质。方志队伍之间的互相交流、研讨还太少,有的地方存在闭门造车的现象。不断扩大眼界,充实、提高自己。三是要营造浓厚的地方志学术研究氛围。方志理论研究是指导编写实践的指南针,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理论,就很难编出一批高质量的精品志书。通过加强相互之间的交流学习,借鉴经验,达到优势互补,引为己用,不断地拓展思路,拓宽视野。通过方志理论研讨,避免多走弯路。只有这样,才会修出更高水平的志书,才能保持地级志书质量在全国的领先地位。

    五、《襄樊市志(1979-2005)》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社会在不断向前发展,修志工作永远不会终结。每一个修志工作者,当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使命感和时代感,薪火相传,笔耕不辍,给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财富。“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只有认识襄阳,才能热爱、珍惜襄阳,振兴襄阳。《襄樊市志(1979-2005)》是襄阳有史以来编纂出版的一部最完备的志书,是襄阳数千年文化的一个缩影。全志统贯古今,详今略古,用唯物史观集中记述了近现代襄阳境内发生的深刻的社会变革、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变化,尤其是重点突出地记述了自改革开放以来襄阳蓬勃发展的新面貌,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是一项巨大的社会、文化系统工程。在21世纪之初编纂出版的这部志书,是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施政决策、把襄阳建设成省域副中心城市、汉江流域中心城市的可靠依据和借鉴,更是全体襄阳人民的重要历史财富。
    这部志书,不仅凸显了襄阳市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征程中开拓进取、团结奋斗、顽强拼搏、倾力建设新襄阳的精神风貌,也高度体现了励精图治、诚实守信、开明开放、发展创新的襄阳精神。全市广大干部职工和人民群众通过这部志书,可以熟知襄阳历史,研究襄阳市情,为建设一个崭新的、富庶文明的襄阳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2】
    襄阳已驶入新的充满机遇、充满挑战的大跨越、大发展的历史征程,同时也迎来新一轮的发展契机。中共襄阳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适时调整城市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提出加快襄阳城市建设的重大决策并全面实施。志书的的实时出版问世,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经过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襄阳一定能在不久的将来建成我国中西部重要的中心城市和风景旅游城市,在城市的发展史上续写出更新、更美的篇章。

    六、结束语
    编纂地方志书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基础性系统文化工程。东晋以来,历代编修的襄阳地方志书达21部之多。20世纪80年代初,原中共襄阳地委、襄阳地区行政公署(后为中共襄樊市委、襄樊市人民政府)展开新志书编纂工作,并于1994年12月出版建国后第一部《襄樊市志》。一届市志全面记述1886-1985年间襄樊全区自然和社会的沧桑巨变,为研究襄樊历史、掌握襄樊地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为襄阳人民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历史文化遗产。一届市志编纂工作启动之时,中国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百业待兴,百废待举。此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化,襄樊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经历深刻变革,襄樊市情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不仅为二届修志提供了丰厚的历史内容,也使修编二届志书成为势在必行、人心所向的紧迫任务。
    2000年7月和10月,中共襄樊市委、市人民政府下发《关于编纂襄樊市第二届市、县(市)区地方志的通知》和《襄樊市第二届地方志编纂工作规划》两个文件,将修编二届志书纳入襄樊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十一五”规划,开始着手准备二届修志工作。并选择枣阳市、襄阳区、市烟草专卖局进行二届修志试点,取得良好效果。2006年2月,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襄樊市志(1986—2005)编纂方案的通知》,正式启动二届修志工作。《通知》确定二届修志工作实行“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组织实施”的领导体制,在市地方志办公室设立总编室,具体负责市志编写的组织协调和业务指导。其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办公室先后举办三期二届修志业务培训班,培训修志人员400余人。根据省地方志办公室文件精神和编纂工作需要,对市志修编断限和篇目进行两次较大幅度的调整。2008年11月,调整后的《襄樊市志(1979-2005)》篇目经省志办批复确定,修编工作全面铺开。市直170个独立承编单位和各县(市)区相应成立修志编纂工作领导机构和工作专班,开始资料搜集和初稿编写工作。至2010年4月,市直各承编单位及各县(市)区共编写出6 000余万字的志书初稿。
    《襄樊市志(1979-2005)》是一部凝结全体编纂人员和工作人员无数心血的鸿篇巨制。市志总编室的11位史志工作者参与志稿的评审和修改工作。其中,晋宏忠、魏平柱、毛运海负责确定凡例、编写前言、概述、后记及全部志书的统稿工作;毛运海承担全书统编(一笔通览)任务及对自然环境与环境保护、人口、教育、文化、县(市)区概况卷的前期修改工作;袁天斌负责对外开放、经济综述、财税、经济综合管理卷的修改;安良海负责法治、科学、医药卫生、体育卷的修改;李俊勇负责民政、劳动人事卷的修改;冯毓奎负责城乡建设与管理、贸易、旅游、中国共产党襄樊地方组织卷的修改;徐钊负责政区、邮政电信、交通、军事卷的修改;魏新生负责大事记、农业、水利、林业卷的修改;马善记负责金融、工业、精神文明建设、社会生活卷的修改;郭宗旭负责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地方人民政府、襄樊市人民政协、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卷的修改;魏平柱负责人物卷的修改。原地方志办公室主任余国成、裴宁,市党史和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叶长卫、江万丰先后主持编纂工作。原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戴学青、副调研员萧辉及沈正明、王冬梅,市史志办副主任汪云、张俭,调研员赵乾文及秦盛丽、郭炜、黄立平、高健、李福平、李安、梁发双、胡广海、汤和银、赵堃、李月文、詹慧生分别参与市志编纂人员培训、篇目设计、督办协调和有关材料起草等工作,为市志的编纂出版做出了重要贡献。
    《襄樊市志(1979-2005)》编纂工作得到各级领导、各有关单位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与关心。在志书编纂出版过程中,省地方志办公室领导文坤斗、陈章华、司念堂、常红权等先后到襄樊检查指导。原中共襄樊市委、市政府领导陈文海、施真强、李肃清、陈天国等经常听取工作汇报,并对编纂工作给予具体指导。市财政局给予大力支持,市档案局为市志编纂提供大量有价值的资料。原宜城史志办副主任、樊城区志主编肖明忠、市水利局李德亮、市纪委程元银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由于《襄樊市志》篇幅巨大、涉及面广,编纂工作持续时间长、参与人员众多,后期编纂工作时间紧迫,加之编者水平有限,存在问题在所难免,尚有待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以便再版修订。

参考文献:
【1】毛运海.当代地方志书编纂体例研究【J】.襄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3):58—61.
【2】襄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襄樊市志(1979—2005)【M】.北京:方志出版社,2015.

作者简介:毛运海(1961—),男,湖北襄阳人。副教授,《襄樊市志(1979—2005)》主编。研究方向:地方文化、体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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